河北最大的民营钢铁联合体新武安钢铁集团一刀切

河北最大的民营钢铁联合体新武安钢铁集团一刀切

　　河北最大的民营钢铁联合体新武安钢铁集团，还没有尝到兼并重组的甜头，就已经开始要瘦身了。

　　按照河北省确定的压产计划，新武安钢铁集团需要在2017年之前，削减钢铁产能800万吨。这或许是中国钢铁企业的此轮的削减产能中，瘦身最大的一家企业——新武安钢铁集团截止到2013年的总产能还不到1500万吨。

　　河北省给这家企业的削产任务，相当于目前产能的一半还要多。

　　新武安钢铁集团董事长万喜河面对这样的削产指标，感到压力很大。2013年12月底，万喜河对经济观察报说，“我们的小厂该关的已经关了一些，现在还会继续取消一些不达标的设施”。

　　面临生死关口的不只有新武安钢铁集团。河北另一个钢铁地区唐山领到的2017年削产指标是4000万吨，而唐山2012年粗钢产量不过8100万吨。

　　中国最大的钢铁省份河北，就这样开始逐步兑现自己的削产承诺。

　　指标分解

　　新武安钢铁集团组建于2006年年初，当年在河北省政府力推的省内钢铁产业重组大潮中，小钢厂集中的武安地区在当地政府的撮合下联合重组形成了新武安钢铁集团。目前，该集团拥有18家小钢厂。这些抱团取暖的小钢厂，正在经历生死权衡的冬天。

　　万喜河对经济观察报说，“根据此前工信部公布的钢铁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新武安集团的18家企业中，入围的只有4家，还有14家没能进入。”如果这些钢厂不能在2014年上半年，赶上工信部的最后一批规范企业名单，它们在政策上生存的机将会非常渺茫。

　　按照河北省政府此前作出的承诺，河北需要在2017年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到2020年再削减产能2600万吨。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六年间，河北省总计削减钢铁产能8600万吨。这是目前河北省国有钢铁企业河北钢铁集团产能的两倍。

　　河北一家钢铁厂的负责人说，“政府从来都不支持上钢铁项目，但是从来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不同了，河北省环保厅已经出台政策，限定了一些指标，达不到指标的企业都将被关停。”

　　中联钢首席顾问周国成说，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在政企职能错位，导致市场机制失灵，不能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很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增加税源，扩大就业和维稳等动机，纵容甚至强令企业扩大钢铁产能，强令企业亏损也要继续生产。而在实际生产中，不少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违规排污放松监管，致使不规范的小型钢铁企业获得低成本生存优势。

　　那些曾经为了经济和财政增长的地方政府，现在换了面目。他们不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采取分配的形式，将削产指标压给了曾经在他们庇护下的违规生存在企业。

　　2013年9月下旬，中国环保部、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下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按照这份规划，到2017年年底，北京周边，除河北需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以上，山西需要削减670万吨，山东需要削减2257万吨，天津则控制在2000万吨以内。随后，河北省政府制定的《河北省削减煤炭消费及压减钢铁等产能任务分解方案》将削减的任务，分配给了地方。

　　在另外一个钢铁大省山东，根据政府发布的具体指标，民营企业日照钢铁公司成为削减产能的大户。这家公司需要在2015年之前，淘汰炼铁产能总计710万吨，占到了山东全省淘汰目标2100万吨的三分之一。710万吨的淘汰量，是目前日照钢铁公司1400万吨炼铁规模的一半。

　　如此大规模的产能淘汰行动，并没有给钢铁行业以信心。相反，他们开始担心地方政府过于激进的做法，反而会进一步导致一次难得行业调整机会走样了。

　　一刀切

　　柳钢集团一位高层认为，眼下这场看似严厉的压减行动并不会给中国钢铁业的现状产生太大力量。

　　据他了解，中国一些钢厂的建设速度仍大于压减产能的速度。他给出的数据是2013年产能比2012年还会再增加5000万吨，只不过是增速下降了。而若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朱继民的此前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3年11月，中国在建和准备建设的钢铁产能大约还有9000万吨，整个行业的实际产能利用率不足45%。

　　上述柳钢集团高层表示，化解过生产能政府能做的，是通过限制新上项目，化解一部分产能，同时需要提高环保方面的门槛。但他说，“目前各地采取的削减产能的做法约束力还不够，企业以效益为最主要的目标，有些盈利的企业，虽然每吨钢的利润减少了，但仍然希望能够增加产量来获得增加效益;没有效益的企业，可以获得一些来自政府的补助。”

　　在中联钢首席顾问周国成看来，产能严重过剩成为我国钢铁行业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虽然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是必经之路。但是目前各地采取的一些做法，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周国成说，“中央强调化解产能过剩，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但现在各地却搞成了下任务、一刀切”。这样的做法，其实自2005年以来未曾改变。讽刺的是，虽然2005年至今的八年间，政策一直保持高压态势，但中国的钢铁产能却当年的4.7亿吨，扩张至2012年年底的9.5亿吨。

　　中钢协一位高层对经济观察报说，“过去一刀切的政策淘汰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再加上过去几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了国内钢铁行业的无序扩张。这一轮化解过剩产能中，其实是具备很多市场淘汰的手段的，比如信贷政策、差别化电价和水价、环保门槛进一步提高等等，通过这些已经可以将那些资不抵债，陷入巨亏的企业破产倒闭。但是很多地方政府放弃了这一做法，选择了急功近利的压指标”。

　　原攀钢集团副总经理周家琮担心，地方强压指标的做法，很有可能导致再一次政策走样。他说，“通常是那些还能盈利的民营钢厂被淘汰，而由于缺乏有效的破产退出机制，一些效率低下的国有钢厂，却可能会被保护起来”。

　　中国冶金规划院院长李新创曾多次呼吁，应尽快建立钢铁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钢铁企业的破产倒闭机制，以抓住有利时机，用市场的手段化解过剩产能。但遗憾的是，在中国钢铁行业顺畅的破产倒闭机制建立起来之前，一场凶猛的关停大潮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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